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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与和的选择的确与“爱国”与否没有直接关联，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判别忠奸。
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：三国关羽守荆州，诸葛亮给他的忠告是“东和孙吴，北拒曹魏”，他骄傲自大，生生给执行成了两面受敌的局面，最终军破身死！你能说诸葛亮不爱国（这里狭义仅指蜀国）而关羽是爱国的吗？同样在诸葛亮身上，也可以看见双重选择：对南中孟获的反叛，他毅然亲自南征平叛，后来对于西北羌人的叛乱，他只是借重马超的威名安抚，这里又怎么判断其忠奸呢？
     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对内，但很多朝代对于农民起义都是剿抚并重的。那么对外主战是否就是爱国呢？恐怕也不能这么看吧？比如如果今天有人高喊我们“要打到阿富汗，活捉笨拉登”，这个应该是主战派吧？可是离“爱国”相距何止千里？说是“害国”还差不多！
     至于总体而言，中国历史上武将偏主战，文臣偏主和，也是有原因的：
     从政治体制上说，军将干政是君王的大忌（那几乎就被认为是“篡位”的代名词），历代君王都尽量避免带兵将领干预朝政，为了维护政权，他们不能没有军队，但同样为了维持政权（的延续），他们不允许军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，在他们眼里，军队最好只是一把没有思想的利刃！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军队国家化”在那时就是一个大家遵循的“潜规则”了。所以记得宋朝某个皇帝在面对异族入侵时找大将问计，对方答曰：臣是武将，当言战不当言和！若国家之决策，当问诸相公！可见武将的本份是“练好兵，打胜仗！”，至于要不要打？为什么打？不是他们应该操心的事，否则会引起君王的猜惧（所以就是想打也只能委婉地提出来）。像岳飞那样一根筋地主战，甚至使性子、撂挑子要挟皇上的莽夫，要皇上不猜忌他也难！（至少一个“藐视君王”的罪名是不冤枉的），另外，在这类事情上，你私下和皇上建言还可以力争，但公开在外面抱怨就太不聪明了！从来只有臣子替君王背黑锅的，哪有倒过来的道理？如果皇上被他胁迫主战，打输了自不必提，就是侥幸胜了，那功劳、人望也都是你岳飞的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改朝换代了吧（皇帝的心里话，俺瞎揣摩的）
      如果从个人利益得失的角度看，军将的升迁考评主要看军功，不打仗哪来的军功？（政治腐败的时候就盛行“杀良冒功”），所以军将主战很合理，而朝臣主战，赢了是给军将做嫁衣裳，输了则要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，谁愿意轻易担这个责任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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